阎崇年: 御窑瓷器不姓“皇”,而姓新

来源:羊城晚报 作者:朱绍杰 张洁宁 发表时间:2017-07-26 11:29

历史学家阎崇年携其新著《御窑千年》莅临方所广州店,与广州读者分享御窑瓷器的千年中西历史。他指出,“中国古代宫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,如要了解其精髓,必须通过其载体‘御窑’。御窑,是帝制时代的产物,依托国家力量,荟萃了瓷器文化的精华。了解御窑与瓷器,是对历史的敬畏,是对文化的凝聚。”

阎崇年表示,自己在撰著《御窑千年》的过程中,不仅做了文化梳理,也做了学术考证。譬如,《清史稿·唐英传》记载:“顺治中,巡抚郎廷佐所督造,精美有名,世称‘郎窑’”。这就是说,“郎窑”的“郎”,指的是郎廷佐。经过考证,此“郎”不是郎廷佐,而是郎廷极。

“御窑不姓皇帝的‘皇’,而姓新。之所以御窑千年不断,关键在于新。”阎崇年感慨道,工匠是御窑历史的主体。“伟大的瓷器文化真正是由工匠在第一线创造出来的。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,今天特别需要弘扬。”

就此,阎崇年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。

羊城晚报:您之前以清史研究著称,是什么契机让您关注瓷器研究?

阎崇年:看咱们传统的历史学,第一关心人,做的是纪传体的历史,像司马迁《史记》,以人物为中心。过去我也研究人物,努尔哈赤、袁崇焕、康熙皇帝等等。另一种是以事情为中心。咱们中国历史的体裁,叫纪事本末体,像《明史纪事本末》,《清史纪事本末》,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。然而,历史不光是人,不光是事件,还有物。物可以是皇宫,比如明清的故宫。你不能只关注房子,还有其他用品,比如说杯子、瓷器,这也是物。宫廷里面有物,老百姓也有物。而历史学者关注的是大家关注的,不仅中国关注,而且让世界关注这个物。

我们中国衣食住行的物多了。那在中外大家关注点上的物就是瓷器。西方把我们中国叫“China”,把瓷器也叫“China”。把物和一个国家联系起来,只有中国,只有瓷器。所以我说这个很有意思。通过研究物,能够把我们历史串起来,可以把中外之间文化的交往串联起来。我曾讲过自己研究明清史的几个皇帝、著名的大臣、重要的科技人物,后来我在《大故宫》的时候讲了建筑。

在过去我们对外交流,茶叶很重要。我们中国是茶叶大国,喝完了就完了,就看不到了。丝绸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产物,丝绸咱们一二百年就不行了。但是瓷器不是。咱们广东的南海一号沉船,宋朝的,三百年了,埋到沙里以后风吹浪打,现在挖出来以后,像新的一样。所以我选择了瓷器。

羊城晚报:在瓷器中,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的历史?

阎崇年:瓷器的发展历史,可以联系跟宫殿的关系来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,特别看我们中国跟外国的东西文化交流这段历史。它也有思想,你不能面面俱到去研究,但是要抓个典型的。研究也有这样的,研究清朝的人太多了,那我就抓几个人,抓康熙,康熙有六十年、六十一年的历史,所以我就选了个重点,选瓷器。瓷器也太多了,官窑的,民窑的,广东也出瓷,浙江也出瓷,江西也出瓷,河北、河南等等也出瓷。选哪儿呢?因为咱们不是讲瓷器的历史,我不是研究这个的。那我选哪个好呢?我选官窑。民窑不是不重要,它也重要,但是官窑更能反映历史上我们国家瓷器的最高水平。为什么它反映了历史上我们国家瓷器的最高水平?第一,它的财力雄厚,是国家的财力;第二,它的技术雄厚,最优秀的工匠在那里,把书法家、画家的艺术作品烧到瓷上。皇帝亲自关心,一把手直接抓,所以它应当做得更好。

羊城晚报:官窑瓷器的水平,或者说它的艺术风格,和皇帝个人的审美水平有关系吗?

阎崇年:这是两方面的,一方面反映这个时代的大水平,另一方面反映皇帝的性格、皇帝的志趣,他喜欢什么。为什么两方面都要关注到呢?你并不光是关注皇帝性格。明朝做的珐琅彩,它有时代文化的特点。唐朝它也做不出青花瓷来。所以瓷器,首先是一个大的文化。搞瓷器的一些工匠、艺术家关心具体的物,历史学者学不了他们。上下五千年,东西五万里,他学不了。放在一个大的环境下来看瓷器,它只有蒙元文化这个大的文化背景,才可能产生元朝的青花瓷。为什么唐朝没有,宋朝没有?就要研究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,这个时代的东西之间的文化交流,才能把苏麻离青,这个蓝色的颜料传进到中国,造出产品来,才有物流。元朝海、陆两个路都通,中国跟中亚、西亚跟欧洲是通的,物品就可以传出去,物流可以解决。

羊城晚报:研究瓷器、研究物质文化的相关领域非常多,比如考古学等等,研究的人也很多。在您的研究里面,这跟您之前的工作有什么联系吗?

阎崇年:联系就是,我用了我历史学的积累,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玉窑千年的历史,从这个角度来阐释瓷器对中国的贡献、对人类的贡献。御窑跟烧制瓷器的精神,在历史上的影响,玉器对我们今天的影响。比如说,一件瓷器,在三个维度内看这个瓷器,第一是思想的维度,第二是文化的维度,第三是在艺术的维度看瓷器。艺术比较好理解,文化也比较好理解,那思想怎么来看?譬如说康熙瓷器,它有个重要特点:恢弘。因为康熙是个大家,他要把整个国家稳定下来,他就是大气,他的性格、风度、志向,把这个“大”字反映到瓷器上。康熙朝是入关以后的第二个皇帝,经济都还比较困难,所以他属于比较朴实的。到乾隆就不一样了,乾隆国家财力雄厚,文化更发达,这个时候清朝由盛转衰了,所以乾隆瓷器很豪华、奢侈、繁荣。而雍正介于二者之间,所以雍正时期瓷器的特点是雅致,高雅、细致、精致。所以通过康熙的,雍正的,乾隆的一个茶杯,一个碗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点,反映出帝皇的特点,反映当时时代的精神面貌,比写一本书还看得清楚。

羊城晚报: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学界的常识在公众领域都还未被接受,或者说还没被普及开来。您怎么看这种现象?

阎崇年: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抓一个典型的东西来进行剖析,以小见大,以文化来看一个瓷器,又通过瓷器来反映文化,这样大家也好理解。比如咱们就讲一个元朝瓷器,就能讲了元朝一个时代。算它一百年,这一百年的历史就通过一个青花瓷器来反映,这大家就很容易理解。我们历史要普及,要大众化,不要搞得很玄。通过一些人物、事件、器物来反映历史,从这里得到思想的修养、文化的修养和艺术的修养。

羊城晚报:通过对瓷器历史的普及,能够给当下社会怎样的启发?

阎崇年:今天,大家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,都吃饱肚子了。我们现在需要什么?我们空讲传统文化,这是不具体的。我们通过传统文化里的东西,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,提高民族的自信。瓷器是中国创造的,中国发明的,影响了西方。从两面看,别人也影响了我们。

一方面要弘扬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,另一方面也要吸收世界各个方面优秀的文化来营养我们自己。光讲道理不太好理解,就通过一件瓷器,讲两个方面,通俗易懂,大家都可以理解。如果我们的器物变成了一个普遍的,大家一方面看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,另一方面看海外的别人优秀的东西,把它结合起来,跟吃饭一样,各种有营养的都吸收了,那我们的世界不是很好吗?我们过去有一种片面性,有时候光强调我们自己的,排外,这是不对的;有时候外国一切都好,这种民族虚无主义,我想也是不对的,就是应该两面去看。光说道理也说不清,我们就通过瓷器的历史,御窑跟瓷器的历史来讲,我想这个道理就说清楚了,大家也好理解。

编辑:林晓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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