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:乡土中国的历史凋敝与重建的呼唤

来源:羊城晚报 作者:李敏 发表时间:2017-07-10 22: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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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乡土中国数千年的士绅阶层是怎么消失的?长篇小说需要什么样的文本才能实现历史真实?作家要有怎样的文化道德才能建立自己的文学地理?近日,一部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,因选材独特、内容厚重,引起了众文学大咖的极大关注,阿来、裘山山等作家对本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,并做了深刻的评价。

李敏(资深策划编辑,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责任编辑)

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写出了一个相当厚重的历史真实

□阿来(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四川省作协主席)

士绅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阶层。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,到县一级就结束了,县以下就是士绅自治。可以说,士绅阶层对乡土秩序的建立,乡村事务的调节,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
绅,一方面要有钱有地,还要读书,并且要有道德权威。“绅”这个字,“申”是身体的意思,“丝”旁的意思是用带子约束自己,把自己束缚起来。引申一下就是在道德人格上对自己有要求。

张生全的这本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,写的不是士绅阶层的鼎盛时期,而是他的没落时期。没落并不是士绅自身没落,而是国运到了这儿,四川当时的实际情况到了这儿。四川从保路运动开始,然后是辛亥革命,大家你打我,我打你。先是要把外省人打走,接着内部人又互相打。打到最后,刘家的叔叔和侄子,这么亲的关系,还要打。所以,一直到抗战前夕,四川是生灵涂炭,哀鸿遍野,这就是当时四川乡村的实际状况。

当时乡绅要自保,除了自我武装,无有他法。那时候,政权由军阀把持,行政官员由军阀来任命,税收起来就是军费,买枪买炮继续打,打败了换一个人重新收。张生全的这个作品,就是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写的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。张生全的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,在乡土风习、地方史志方面也下了很大工夫,这个有时间咱们还可以再研究。

这本书重点表现的,是近代的税捐状况。税是必须交的,但到清代中期以后,税捐的味道变了,财政一吃紧,就摊派,强制性的,捐成规矩,最后成定例。娶个小老婆要捐,叫“纳妾捐”。杀猪要上税,叫“屠宰税”。甚至连猪毛都要交税捐,叫做“猪毛捐”。帮助收捐税的乡绅和贪腐官员相互勾结,创造出方法来压榨百姓,中饱私囊,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这就是当时的残酷现实。

当时除了政治结构及经济结构被完全摧毁外,价值体系也完全被摧毁。作为士绅阶层,本来应该是社会的精英,上承政权,下接民意,在政府和百姓之间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。但是,由于政治及经济结构的彻底摧毁,士绅阶层的价值体系也崩塌了。书中描写的士绅们为了追求税捐征收权,钩心斗角、互相倾轧,这一点,既写出了士绅们在历史大潮前的无奈,也写出了他们价值的崩塌。可以说,张生全的这一部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,写出了一个相当厚重的历史真实。

枪权之下无文明,它比《淘金记》描绘的历史画面更广阔

□唐小林(著名学者、四川大学教授、博导)

枪权之下无文明,这是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给我的最后的启示。这个启示,也是我在读到小说最后,故事发生惊天大逆转的时候想到的。如此突兀巧妙的情节,即使在纯虚构的写实历史小说中也很难找到,这让我不禁为作者想落天外的神来之笔惊叹不已。

这部小说里,作者设置了绅、匪、官、军、民五方,四条线索,其中,绅、匪、官三条是明线,军阀这条线是暗线。但这条暗线,却是幕后黑手,操纵了整个柳江的争斗,绅、匪、官犹如其手上的皮影或傀儡,被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再进一步,土匪与军阀这两条线,又可以合并为一条线,原因是他们都有枪杆子。士绅家族中,唐八太爷由于有300多条枪;官府中,警察局由于有几十条枪,它们也在事实上加入到了土匪、军阀这个阵营中。后来,随着唐大少爷拖枪上山,落草为寇,聚众为匪,再加上柳四少爷、刘琦君都有了枪和人,枪杆子的阵营越来越大。在这时,整个柳江实际变成两派——有枪的和无枪的——明争暗斗,你死我活。

在柳江,不管谁的命运都被绑在了枪子儿上。也就是说,不管是枊家的顶子、曾家的谷子、唐家的枪杆子、江家的丫头子,包括槛外之人——木椫寺的和尚、小沙弥,最终都围绕“枪杆子”。谁依靠的枪杆子多,谁就有势力、有地位、有政治;谁就有税捐征收权,谁就可以巧取豪夺,谁就能够从别的士绅家族夺得田产,甚至妻女;谁就有可能掌握整个柳江的命脉。枪权落在谁的手上,柳江社会就倒向谁的那一方,利益格局马上发生倾斜,重新洗牌,新的矛盾也由此重重叠叠遍地生长,每个柳江人的命运更是跟着发生翻转。枪,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,不仅高悬在柳江四大士绅家族头上,更是高悬在每一个柳江人头上,投下暴力政治、恐怖政治的浓重阴影。

在柳江,枪杆子里面出势力,出政治,出经济,出婚姻,唯独不出文明,不出文化,不出道德伦理,不出善良人性,不出尊严真情,不出新生事物。在这部小说中,枪权政治毁掉美好的一切。什么“耕读为本”,什么“诗书传家”,这些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,或者以枊逸飞和刘琦君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,全都在沉闷的枪声中毁于一旦。

从注目乡村社会这个角度,有人说,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是《淘金记》的当代版。但我认为,它比《淘金记》描绘的历史画面更广阔,展示的社会场景更宏大,触及的乡村矛盾更复杂,讲述的故事更好看,涉及的问题更深刻,给阅读者带来的审美快感更多、阐释空间更大。这是一部当下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。

网状的结构,体现了张生全有很强的长篇小说驾驭能力

□裘山山(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)

张生全的这部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,体现了他有着很强的长篇小说驾驭能力。他的小说切口很小,时间上也就是两三年,空间上也仅限于四川的一个偏僻小镇。而且小说里写的事也简单,就是抓住“税捐”这个点,各色人物对待这个点的态度及追逐。不过张生全却能在这个小小的时空和简单的点上,状写出柳、唐、曾、江四大士绅家族的悲喜剧,演绎出一部军阀混战时期四川乡村社会的衰败史,并对中国几千年来,士绅阶层在乡村基层社会中发挥的作用,以及这个阶层的兴旺和衰败历史做出回答,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

除了切口小外,在结构上,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也比较成功。这部小说有两条大的主线:一条是柳江的柳、唐、曾、江四大士绅家族,以及山上的土匪对税捐征收权的争夺,这条是明线。还有一条是四川当时两场半军阀混战。包括袁总司令和杨司令的混战,杨司令和刘司令的混战两场。另外半场是两个刘司令的混战,这场战争才打到一半,胜负未定,小说就结束了。这条线索是暗线。不过,虽是暗线,却是牵引小说往前推进的力量。

再进一步,就算在明线中,张生全又藏了很多暗线。比如士绅们对税捐征收权的争夺,看起来是明线,其实还是暗线。因为士绅们按照已有的价值认同,他们是不能去争夺的,争夺就会背离士绅们的身份标识。所以,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反而是谦让,退避。柳家连续推让了三次,才“无可奈何”地接受了税捐征收。再比如柳家管家侯里衡,他对柳家从后代到家产,进行了彻底的掠夺。但表现出来的,却是他在殚精竭虑为柳家谋划,为柳家振兴奔波。等等。这样,在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里,暗线与明线就交织成一张扑朔迷离的网,让这部小说具有了架构的力量。

当然了,张生全这样设置,还并不仅仅是为了结构需要,更是想以此揭示出在时代大潮冲击下,乡村士绅们的困惑与挣扎。恰是他们的退避忍让与冒险出击,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、广阔性与真实性。

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里有文化道德

□牛放(著名作家、《四川文学》主编)

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这部小说,体现了张生全写作上对文化道德的着力追求。这种追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

一是张生全在小说里,不只是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,同时,他还努力展现了他家乡的景致风土、人物性情、人文气象。茶铺子、玉屏山、三塌菌、藤椒油、五月台会等等。尤其是他对“五月台会”的描写,里面有着斑斓的民族风情,独特的地理风貌。张生全这样写,极大地增添了这部小说的厚度和文化内涵,体现了张生全对他家乡历史文化的爱恋和赞叹。以及通过赞叹,寻找到一种积极的力量,让他笔下的人物突围当时困境的决心。

二是张生全对士绅阶层这个群体的关注,也体现了他的文化道德。士绅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,最后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阶层。张生全选择这个阶层衰败消失的时段,而不是它辉煌的时段来写,既体现了张生全选材的独特性,填补了当下这方面题材的空白,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的文化道德。中国当下也正经历着乡村衰落凋敝,急需重建的危局。状写士绅阶层衰败的面貌,对于找到今天乡村走出困境的办法,实现乡村重构,有很好的借鉴意义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层,士绅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,在当下现代化进程中,也没有再复活的可能。但是士绅所留下的文化遗产,却并没有消失,而是灌注在乡土中国的血脉之中,并且还将对正在凋敝的乡村的重建,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。这可能就是《最后的士绅家族》这部好书给我们带来的启示。

内容简介

位于四川西南的边陲小镇柳江,风景秀丽,人文深厚。因是前清皇帝老师曾璧光的故乡,又位于山区与平坝交汇处,当地人重读书,知礼仪,民风淳朴,积极进取,形成了以柳、唐、曾、江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士绅家族群。但上个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由于军阀混战,苛捐杂税繁重,让一度繁华淳朴的柳江经济凋敝,民不聊生。为生存复兴,柳江四大家族依附军阀,展开了一场夺取税捐征收权的明争暗斗,山上的棒客(土匪)也不甘寂寞,参与到这场争斗之中,一时之间,奸谋诡计、杀人抢劫、欺哄讹诈之事,在柳江明丽的山水间如浊浪滚滚。柳江四大家族在相互倾轧及军阀更替中,相继破落衰败,凋敝困顿。同时,柳江年轻一代为了突破桎梏,寻找真正的出路,追求纯洁的爱情,走上他们悲喜交集的人生道路。虽然饱受挫折,暂时看不到希望,但是他们积极奋发的精神、真挚宽善的情感,让这一方沃土再次充满生机……

编辑:林晓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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