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

来源:光明网 作者:王金中 发表时间:2017-06-03 11:03

从历史上看,汉代创造了一个对内民族大融合、对外各国大交往的辉煌时代。对北部匈奴的和战,对西域的开通,对西南方向的开拓与经营,对南海航路的开辟,都使西汉的对外交往达到空前的繁荣。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两代昌邑王刘髆(bé,音搏)与刘贺,以皇家贵族的显赫身份最早享受到域外进入中国的各种奇珍异宝,成为他们巨额财富的一部分。海昏侯刘贺大墓中的许多随葬品,就是西汉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最好印证。

一、中国版图变化巨大的时代

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后,建立了统一的皇朝——秦朝。初并天下时全境分置三十六郡,其后南并五岭以南的南越地,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;北取匈奴阴山以南地,置九原郡;又陆续分析内郡。西南夷地区虽未置郡县,亦曾“置吏”于夜郎、滇(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)等部族。至秦末,共置四十八郡。从而使统一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边界明确清晰、行政区划完整的版图(图1)。这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作出的一个彪炳千秋的贡献。

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

  图1

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,四年后称帝。汉高帝及后来的汉惠帝、汉文帝、汉景帝四代全面继承了秦代的中国版图,并有所拓展。在此基础上,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位后,大力强干弱枝,开疆拓土,征讨匈奴,安抚四夷,中国的版图从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(图2)。

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

  图2

变化之一是平定漠北。汉武帝多次命卫青、霍去病等征讨匈奴,经过连年的战争,特别是元朔二年(公元前127年)的漠南战役、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的河西战役、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,匈奴军主力被歼,从此衰弱,单于失据,“是后匈奴远遁,而幕(漠)南无主庭”(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)。河西战役后,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(均在今甘肃河西地区)。从此,中原地区的人们向北、向西通行有了安全保障,有人称之为开通了“北方草原毛皮之路”。

变化之二是凿通西域。为了切断匈奴“右臂”,同时也为了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,汉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。张骞不辱使命,前后历时十九年,行程数万里,历尽艰辛,“凿空西域”(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),开辟了贯通中西、光耀千秋的丝绸之路。大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使用“凿空”二字,把通往西域道路上的困难、艰苦、凶恶、险峻,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,汉朝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、玉门(皆在今甘肃西北部)建立亭障。后来,把亭障延展至盐泽(今新疆罗布泊)一带,并在天山南路屯田。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,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,兼护西域各国。从此,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等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的一部分,人们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可以走向更加遥远的西亚、南亚甚至欧洲。

变化之三是开拓西南。居住在今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,当时被统称为“西南夷”。汉武帝为了寻找一条从这里通往身毒(印度)的便捷道路,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。他派人通夜郎(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),使夜郎首领及附近各部相继归汉,并在那里设置了健为郡;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(qióng,音穷)都、笮(zuó,音昨)都,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,隶属蜀郡;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,封滇人的首领为滇王,发给王印。从此,不仅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,而且打开了陆路通往东南亚地区的道路,有人称之为“西南丝绸之路”,也有人称为“滇缅道”或“蜀布之路”。

变化之四是扬帆南海。中国版图的东面和南面,都是浩渺无际的大海,既阻断了通往海外的道路,又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舟楫之利。随着造船、航海技术的成熟,汉代海上交通得到迅速发展,那时的帆船不仅可以驰骋于南海的波涛之上,而且还能跨越南海远航至更加广阔的印度洋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路,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贸易航路。按照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,这条航路自广东徐闻、广西合浦出发,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,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。再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,前往更远的地方。中国的丝绸、漆器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一带,从而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。

正是这些巨大的变化,使汉代的对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,中国开始走向世界,世界也开始认识中国。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,那时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,“使者相望于道”,“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,少者百余人”,“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,少者五六辈,远者八九岁,近者数岁而反”。也就是说,在这条万里之遥的丝绸之路上,来来往往的各种使团、商队,多到可以相互望见的程度;他们每队多的有数百人,少的也有百余人;这其中由朝廷派遣的使者团队每年就有十余批,最少也有五六批;往返一趟最远的需要八九年,最近的也要几年时间。沿着这条友好之路、贸易之路、文化之路,中国的丝绸、漆器等珍贵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各国,而西域各国“殊方异物,四面而至”,“赂遗赠送,万里相奉,师旅之费,不可胜计。”(见《汉书·西域传》)。

在这些外国货物中,一种是贡品,由中国或外国使者带入境内,直接贡献给皇帝,由皇帝享用或赏赐给各路诸侯以及朝廷中的高官;另一种是商品,由中国商人用丝绸、漆器等换回来,再转运到各地高价出售;当然也有外国商人直接带到中国来进行民间的贸易。史书记载,汉武帝“睹犀布、瑇瑁则建珠崖七郡,……闻天马、蒲陶(葡萄)则通大宛、安息。”“自是之后,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于后宫,蒲梢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之马充于黄门,钜(jù,音巨)象、师(狮)子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囿(yòu,音又)。(见《汉书·西域传》)”对于这些皇帝享用的外来物品,两代昌邑王刘髆和刘贺虽然无缘直接分享,但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皇帝赏赐或市场购买,获得各种稀有的外国物品,为他们荣华富贵的生活增添更多域外的情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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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

光明网  作者:王金中  2017-06-03

从历史上看,汉代创造了一个对内民族大融合、对外各国大交往的辉煌时代。对北部匈奴的和战,对西域的开通,对西南方向的开拓与经营,对南海航路的开辟,都使西汉的对外交往达到空前的繁荣。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两代昌邑王刘髆(bé,音搏)与刘贺,以皇家贵族的显赫身份最早享受到域外进入中国的各种奇珍异宝,成为他们巨额财富的一部分。海昏侯刘贺大墓中的许多随葬品,就是西汉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最好印证。

一、中国版图变化巨大的时代

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后,建立了统一的皇朝——秦朝。初并天下时全境分置三十六郡,其后南并五岭以南的南越地,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;北取匈奴阴山以南地,置九原郡;又陆续分析内郡。西南夷地区虽未置郡县,亦曾“置吏”于夜郎、滇(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)等部族。至秦末,共置四十八郡。从而使统一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边界明确清晰、行政区划完整的版图(图1)。这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作出的一个彪炳千秋的贡献。

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

  图1

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,四年后称帝。汉高帝及后来的汉惠帝、汉文帝、汉景帝四代全面继承了秦代的中国版图,并有所拓展。在此基础上,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位后,大力强干弱枝,开疆拓土,征讨匈奴,安抚四夷,中国的版图从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(图2)。

从刘贺墓中巨额财富看西汉时代的对外交往

  图2

变化之一是平定漠北。汉武帝多次命卫青、霍去病等征讨匈奴,经过连年的战争,特别是元朔二年(公元前127年)的漠南战役、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的河西战役、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,匈奴军主力被歼,从此衰弱,单于失据,“是后匈奴远遁,而幕(漠)南无主庭”(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)。河西战役后,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(均在今甘肃河西地区)。从此,中原地区的人们向北、向西通行有了安全保障,有人称之为开通了“北方草原毛皮之路”。

变化之二是凿通西域。为了切断匈奴“右臂”,同时也为了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,汉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。张骞不辱使命,前后历时十九年,行程数万里,历尽艰辛,“凿空西域”(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),开辟了贯通中西、光耀千秋的丝绸之路。大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使用“凿空”二字,把通往西域道路上的困难、艰苦、凶恶、险峻,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,汉朝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、玉门(皆在今甘肃西北部)建立亭障。后来,把亭障延展至盐泽(今新疆罗布泊)一带,并在天山南路屯田。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,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,兼护西域各国。从此,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等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的一部分,人们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可以走向更加遥远的西亚、南亚甚至欧洲。

变化之三是开拓西南。居住在今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,当时被统称为“西南夷”。汉武帝为了寻找一条从这里通往身毒(印度)的便捷道路,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。他派人通夜郎(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),使夜郎首领及附近各部相继归汉,并在那里设置了健为郡;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(qióng,音穷)都、笮(zuó,音昨)都,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,隶属蜀郡;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,封滇人的首领为滇王,发给王印。从此,不仅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,而且打开了陆路通往东南亚地区的道路,有人称之为“西南丝绸之路”,也有人称为“滇缅道”或“蜀布之路”。

变化之四是扬帆南海。中国版图的东面和南面,都是浩渺无际的大海,既阻断了通往海外的道路,又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舟楫之利。随着造船、航海技术的成熟,汉代海上交通得到迅速发展,那时的帆船不仅可以驰骋于南海的波涛之上,而且还能跨越南海远航至更加广阔的印度洋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路,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贸易航路。按照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,这条航路自广东徐闻、广西合浦出发,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,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。再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点,前往更远的地方。中国的丝绸、漆器等由此可转运到罗马一带,从而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。

正是这些巨大的变化,使汉代的对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,中国开始走向世界,世界也开始认识中国。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,那时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,“使者相望于道”,“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,少者百余人”,“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,少者五六辈,远者八九岁,近者数岁而反”。也就是说,在这条万里之遥的丝绸之路上,来来往往的各种使团、商队,多到可以相互望见的程度;他们每队多的有数百人,少的也有百余人;这其中由朝廷派遣的使者团队每年就有十余批,最少也有五六批;往返一趟最远的需要八九年,最近的也要几年时间。沿着这条友好之路、贸易之路、文化之路,中国的丝绸、漆器等珍贵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各国,而西域各国“殊方异物,四面而至”,“赂遗赠送,万里相奉,师旅之费,不可胜计。”(见《汉书·西域传》)。

在这些外国货物中,一种是贡品,由中国或外国使者带入境内,直接贡献给皇帝,由皇帝享用或赏赐给各路诸侯以及朝廷中的高官;另一种是商品,由中国商人用丝绸、漆器等换回来,再转运到各地高价出售;当然也有外国商人直接带到中国来进行民间的贸易。史书记载,汉武帝“睹犀布、瑇瑁则建珠崖七郡,……闻天马、蒲陶(葡萄)则通大宛、安息。”“自是之后,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于后宫,蒲梢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之马充于黄门,钜(jù,音巨)象、师(狮)子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囿(yòu,音又)。(见《汉书·西域传》)”对于这些皇帝享用的外来物品,两代昌邑王刘髆和刘贺虽然无缘直接分享,但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皇帝赏赐或市场购买,获得各种稀有的外国物品,为他们荣华富贵的生活增添更多域外的情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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