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写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人

来源:人民网-军事频道 作者:王佳可 发表时间:2017-05-29 09:13

辛德勒,一个德国人,纳粹党员,工业家。

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,二战期间在辛德勒工厂中得到庇护,生存下来的犹太幸存者对自己的称呼。终其一生,他们以此为豪。这两个原本位于道德天平两端的词语奇迹般结合在一起,象征着人类历史最黑暗时刻中闪耀的良心与勇气、生存与救赎。

小说《辛德勒名单》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。作为这部曾折桂1982年布克奖小说的作者,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·基尼利借“澳大利亚文学周”之机来到北京,对笔者谈起他与辛德勒,与历史写作,与文学间的奇妙缘分和深邃思考。时光,在这位81岁老人的讲述中,逐渐变得清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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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托马斯·基尼利(蔡华伟绘)

一、与辛德勒相遇

1980年,基尼利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比佛利山的一家箱包店遇到店主、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利奥波德·普费弗伯格,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辛德勒的故事,看到幸存者的资料。在普费弗伯格的鼓励与陪伴下,基尼利耗时几个月,采访了散居于以色列、波兰、美国、德国等7个国家的50位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,获得了详实的一手材料。

回忆起这段往事,基尼利对我说,为了准确无误,他将这些录在磁带上的口述采访逐一整理成文字,并请了一位波兰语翻译,将纳粹军官阿蒙·格特的罪行翻译成英文,记录下来。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台球桌,上面铺满了搜集来的采访记录、幸存者证言、历史资料。虽然是小说,但阅读《辛德勒名单》,犹如阅读一本徐徐展开的历史图簿,作者以文字为钳,用冷静克制的叙事,将哪怕最琐碎的细节也从历史深处“打捞”出来,逐一复原。在阅读过程中,书中场景如此真实可感,令我感觉自己正走入历史纵深处,在叙述的引领下,亲眼见证这段惨绝人寰的犹太民族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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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辛德勒名单》英文版

恰恰因为太真实,当《辛德勒名单》获得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布克奖后,关于它究竟是纪实还是小说的争论曾不绝于耳。基尼利说,他采访过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准确、完整地讲述出来,采用现在的写作方式,是出于对幸存者的尊重。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,他还会比对几位幸存者的讲述,从中判断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述。

同时,基尼利认为,纪实小说的体裁令他能够以冷静且行之有效的叙事方式进行写作,因为就辛德勒的故事而言,感情外溢、充满议论的写作并不适合,应该“让历史事件自己发声”。这是真实的力量,也是历史事实最胜于文学虚构之处。

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英雄形象,基尼利笔下的辛德勒具有几分反英雄特质,例如投机,对金钱充满渴望,不忠于婚姻,在私人道德方面可谓暧昧不清。但正是为了真实呈现这位“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”的“真身”,作者借用了人物传记的写作策略,以幸存者的回忆为支撑,用丰满的细节还原出辛德勒、这个“救人一命,如普度众生”(《塔木德经》)的犹太民族拯救者的真实形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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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中者为辛德勒。

二、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完美无缺吗?

与原著小说相比,更为人所知的,大概是美国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这部时常近3个小时的电影与原著最为相似之处便在于:纪实性。斯皮尔伯格所选择的黑白影像的特质赋予影片以强烈的纪实感,但基尼利却开玩笑地说,当他听说斯皮尔伯格要拍一部黑白电影时的第一反应是:他疯了吗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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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

基尼利告诉我,辛德勒身上的瑕疵,恰恰是最吸引他的地方,而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基于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之所以能得到自己的认可,正由于他也捕捉到了辛德勒内心深处的复杂与暧昧,将其呈现于荧幕之上。因此,影片虽然删减了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和情节,却依然保留了原著的完整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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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为纳粹军官阿蒙·格特与辛德勒。有人评价,这两个人,如同一人之黑白两面。

无可否认,《辛德勒的名单》是一部票房与口碑“双赢”的电影,当年即横扫奥斯卡颁奖礼,获得七项大奖。2007年,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20世纪百部佳片,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位列第八。然而也许由于视角与呈现介质不同,谈起这部影片的创作与改编,基尼利依然有自己的想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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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尼利与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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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与扮演辛德勒的演员连姆·尼森。

他说:“在电影结尾处,人们很喜欢的一个场景,即是辛德勒痛苦地说:‘他可以把奔驰车送给阿蒙,他本可以、应该再拯救更多人。’但如果我是导演,不会这样处理这一情节,因为当时真实的历史情景是:辛德勒必须尽力将工厂保持在秘密状态,工厂中已经有太多犹太人了,这些人是他通过铁路运输来的,如果人数继续增长下去,这个途径就会被发现,继而关闭。这才是真实的故事。”

“虽然斯皮尔伯格的处理方式令电影看起来效果不错,但我认为,如果辛德勒仅仅意识到:可以通过购买囚犯的方式来拯救他们,但这对于真实的辛德勒而言,太过愚蠢,因为真实的情况充满了矛盾与冲突,并非这样简单。电影导演通常都认为自己是电影的作者,但如果是我,我会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进行表现。”

虽然在这一幕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分歧,基尼利依然认为斯皮尔伯格并非一个傲慢的导演,在影片拍摄时,他不但听取自己的意见,也注重聆听犹太幸存者的意见。例如电影最后一幕时,囚犯们在辛德勒的墓碑上放置石头,就是很好的呈现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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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为影片结尾,获救的犹太人在辛德勒的墓碑上放置石头。

每位看过影片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人,大概都无法忘记黑白影片中唯一的一抹红色:一个身着红衣的小姑娘。这抹红成为绝望中的一抹亮色,黑暗中的一丝希望,令人念念不忘。其实在原著中,这位红衣小姑娘名叫珍妮亚,基尼利对她的家庭和生活经历着墨甚多,并且详细地描写了年仅三岁的她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,躲避党卫军的追捕,安全返回家中。

但在影片中,导演砍去了关于珍妮亚的一切细枝末节,将她呈现为一抹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红色。坦率地说,对于斯皮尔伯格的改编和拍摄,唯有这一段令我击节赞叹,大概这是他作为导演在影片中最为灵光乍现之处。

基尼利对于这样的改编也非常认可,他说:“是的,这个小女孩在电影中非常具有象征意义,在电影中的呈现非常精彩,黑色、白色与红色的色彩对比强烈。同时,这个小姑娘的处境隐喻了当时历史中所有儿童的境遇,他们有多么聪明,充满勇气,用自己的方式逃离囹圄,生存下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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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。

三、如侦探般,探索!探索!再探索!

作为澳大利亚知名度最高的作家,自196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惠顿某处》以来的40多年间,基尼利共出版了30多部长篇小说,十几部纪实作品和4部剧本。回顾其创作生涯,会发现他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主,如《吉米·布莱克史密斯之歌》取材于澳大利亚著名的戈文纳兄弟的事迹,描写了土著遭受白人压迫的故事,《血红,玫瑰姐妹》则重新讲述了圣女贞德的生平故事。

写作历史小说,或写作以历史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为依托的小说时,作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: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?《辛德勒名单》等作品极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:有时候历史比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都更具有戏剧性,更能由其冷峻的真实给人以心灵的震撼。

在基尼利看来,人物日记或出版物不会告诉你一切,任何人写日记,都会就无法明言的事情在文字中留下蛛丝马迹,而留给小说家的任务就是:探索,探索,再探索,如侦探般在字里行间发现这些线索。此外,由于时代所限,关于历史的记述总会留有空白,细节缺席之处,便是合理虚构登场之时。然而他也说,这种写作方式并不适用于辛德勒的故事,因为每位幸存者提及这段历史,每个细节历历在目,讲述倾泻而出。

也许是着迷于做一个探寻历史真实的“侦探”,年逾八旬的基尼利依然笔耕不辍,每日从清晨便开始一天的写作。虽然历史与文学是属于他的“王国”,但基尼利对当下中澳两国愈加频繁的经贸与人文往来也非常关注,同时他也坦言,对彼此来说,对方的文学生态依旧是相对陌生的领域。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,基尼利说,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在澳出版的作品很少,在印象中,他只读过余华的小说。他也曾试图通过文学感知中国,但令人遗憾的是,要经由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创作的《女武士》《中国佬》等英文小说才能实现。

四、文学给予心灵以应许之地
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,澳大利亚文学虽然是英语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但轮廓依然模糊不清。我问基尼利,在他眼中,澳大利亚文学最具魅力、最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的特质有哪些?

基尼利说,澳大利亚是城市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,有许多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,这在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中也很常见。但与此同时,当今的澳大利亚文学中,由年轻土著作家撰写的土著文学数量正在增加,这些作品展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,其中呈现的地貌风景要比欧洲或美国小说中的更为壮观。在这片古老大陆上的树木山川、丰饶的海岸线,都来自远古世界,这样的文学创作资源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。

此外,种族问题也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一大主题。在历史上,澳大利亚曾执行过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政策,对于今天这些在“白人化”的澳大利亚成长起来的作家,也包括他自己,如何面对、如何书写种族问题,同样值得思考。

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,中国文学、澳大利亚文学,都各有其重要位置,各有其鲜明特征。某种程度上,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跨越国界、超越种族的世界语言。《辛德勒名单》记录的历史故事,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反思,同样也给东方读者带来启迪,因为人性的光亮与崇高是共同的追求。

这也是为什么,经由文学,辛德勒这个人,及其背后承载的那段历史,以及历史所反映出的人性之复杂与崇高如此动人,如此经久不衰,历久弥新。通过文学创作与阅读,认识一个国家,感知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历史,大概是最直抵人心的途径。这是中国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本已相通的桥梁,也是文学给予每个心灵的应许之地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传CHUAN工作室王佳可)

编辑:林晓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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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写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人

人民网-军事频道  作者:王佳可  2017-05-29

辛德勒,一个德国人,纳粹党员,工业家。

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,二战期间在辛德勒工厂中得到庇护,生存下来的犹太幸存者对自己的称呼。终其一生,他们以此为豪。这两个原本位于道德天平两端的词语奇迹般结合在一起,象征着人类历史最黑暗时刻中闪耀的良心与勇气、生存与救赎。

小说《辛德勒名单》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。作为这部曾折桂1982年布克奖小说的作者,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·基尼利借“澳大利亚文学周”之机来到北京,对笔者谈起他与辛德勒,与历史写作,与文学间的奇妙缘分和深邃思考。时光,在这位81岁老人的讲述中,逐渐变得清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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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托马斯·基尼利(蔡华伟绘)

一、与辛德勒相遇

1980年,基尼利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比佛利山的一家箱包店遇到店主、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利奥波德·普费弗伯格,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辛德勒的故事,看到幸存者的资料。在普费弗伯格的鼓励与陪伴下,基尼利耗时几个月,采访了散居于以色列、波兰、美国、德国等7个国家的50位“辛德勒的犹太人”,获得了详实的一手材料。

回忆起这段往事,基尼利对我说,为了准确无误,他将这些录在磁带上的口述采访逐一整理成文字,并请了一位波兰语翻译,将纳粹军官阿蒙·格特的罪行翻译成英文,记录下来。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台球桌,上面铺满了搜集来的采访记录、幸存者证言、历史资料。虽然是小说,但阅读《辛德勒名单》,犹如阅读一本徐徐展开的历史图簿,作者以文字为钳,用冷静克制的叙事,将哪怕最琐碎的细节也从历史深处“打捞”出来,逐一复原。在阅读过程中,书中场景如此真实可感,令我感觉自己正走入历史纵深处,在叙述的引领下,亲眼见证这段惨绝人寰的犹太民族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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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辛德勒名单》英文版

恰恰因为太真实,当《辛德勒名单》获得专为长篇小说而设的布克奖后,关于它究竟是纪实还是小说的争论曾不绝于耳。基尼利说,他采访过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准确、完整地讲述出来,采用现在的写作方式,是出于对幸存者的尊重。为了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,他还会比对几位幸存者的讲述,从中判断出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记述。

同时,基尼利认为,纪实小说的体裁令他能够以冷静且行之有效的叙事方式进行写作,因为就辛德勒的故事而言,感情外溢、充满议论的写作并不适合,应该“让历史事件自己发声”。这是真实的力量,也是历史事实最胜于文学虚构之处。

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英雄形象,基尼利笔下的辛德勒具有几分反英雄特质,例如投机,对金钱充满渴望,不忠于婚姻,在私人道德方面可谓暧昧不清。但正是为了真实呈现这位“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”的“真身”,作者借用了人物传记的写作策略,以幸存者的回忆为支撑,用丰满的细节还原出辛德勒、这个“救人一命,如普度众生”(《塔木德经》)的犹太民族拯救者的真实形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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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中者为辛德勒。

二、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完美无缺吗?

与原著小说相比,更为人所知的,大概是美国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这部时常近3个小时的电影与原著最为相似之处便在于:纪实性。斯皮尔伯格所选择的黑白影像的特质赋予影片以强烈的纪实感,但基尼利却开玩笑地说,当他听说斯皮尔伯格要拍一部黑白电影时的第一反应是:他疯了吗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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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

基尼利告诉我,辛德勒身上的瑕疵,恰恰是最吸引他的地方,而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基于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之所以能得到自己的认可,正由于他也捕捉到了辛德勒内心深处的复杂与暧昧,将其呈现于荧幕之上。因此,影片虽然删减了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和情节,却依然保留了原著的完整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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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为纳粹军官阿蒙·格特与辛德勒。有人评价,这两个人,如同一人之黑白两面。

无可否认,《辛德勒的名单》是一部票房与口碑“双赢”的电影,当年即横扫奥斯卡颁奖礼,获得七项大奖。2007年,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20世纪百部佳片,《辛德勒的名单》位列第八。然而也许由于视角与呈现介质不同,谈起这部影片的创作与改编,基尼利依然有自己的想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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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尼利与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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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演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与扮演辛德勒的演员连姆·尼森。

他说:“在电影结尾处,人们很喜欢的一个场景,即是辛德勒痛苦地说:‘他可以把奔驰车送给阿蒙,他本可以、应该再拯救更多人。’但如果我是导演,不会这样处理这一情节,因为当时真实的历史情景是:辛德勒必须尽力将工厂保持在秘密状态,工厂中已经有太多犹太人了,这些人是他通过铁路运输来的,如果人数继续增长下去,这个途径就会被发现,继而关闭。这才是真实的故事。”

“虽然斯皮尔伯格的处理方式令电影看起来效果不错,但我认为,如果辛德勒仅仅意识到:可以通过购买囚犯的方式来拯救他们,但这对于真实的辛德勒而言,太过愚蠢,因为真实的情况充满了矛盾与冲突,并非这样简单。电影导演通常都认为自己是电影的作者,但如果是我,我会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进行表现。”

虽然在这一幕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分歧,基尼利依然认为斯皮尔伯格并非一个傲慢的导演,在影片拍摄时,他不但听取自己的意见,也注重聆听犹太幸存者的意见。例如电影最后一幕时,囚犯们在辛德勒的墓碑上放置石头,就是很好的呈现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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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,图为影片结尾,获救的犹太人在辛德勒的墓碑上放置石头。

每位看过影片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人,大概都无法忘记黑白影片中唯一的一抹红色:一个身着红衣的小姑娘。这抹红成为绝望中的一抹亮色,黑暗中的一丝希望,令人念念不忘。其实在原著中,这位红衣小姑娘名叫珍妮亚,基尼利对她的家庭和生活经历着墨甚多,并且详细地描写了年仅三岁的她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,躲避党卫军的追捕,安全返回家中。

但在影片中,导演砍去了关于珍妮亚的一切细枝末节,将她呈现为一抹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红色。坦率地说,对于斯皮尔伯格的改编和拍摄,唯有这一段令我击节赞叹,大概这是他作为导演在影片中最为灵光乍现之处。

基尼利对于这样的改编也非常认可,他说:“是的,这个小女孩在电影中非常具有象征意义,在电影中的呈现非常精彩,黑色、白色与红色的色彩对比强烈。同时,这个小姑娘的处境隐喻了当时历史中所有儿童的境遇,他们有多么聪明,充满勇气,用自己的方式逃离囹圄,生存下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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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剧照。

三、如侦探般,探索!探索!再探索!

作为澳大利亚知名度最高的作家,自196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惠顿某处》以来的40多年间,基尼利共出版了30多部长篇小说,十几部纪实作品和4部剧本。回顾其创作生涯,会发现他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主,如《吉米·布莱克史密斯之歌》取材于澳大利亚著名的戈文纳兄弟的事迹,描写了土著遭受白人压迫的故事,《血红,玫瑰姐妹》则重新讲述了圣女贞德的生平故事。

写作历史小说,或写作以历史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为依托的小说时,作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: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?《辛德勒名单》等作品极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:有时候历史比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都更具有戏剧性,更能由其冷峻的真实给人以心灵的震撼。

在基尼利看来,人物日记或出版物不会告诉你一切,任何人写日记,都会就无法明言的事情在文字中留下蛛丝马迹,而留给小说家的任务就是:探索,探索,再探索,如侦探般在字里行间发现这些线索。此外,由于时代所限,关于历史的记述总会留有空白,细节缺席之处,便是合理虚构登场之时。然而他也说,这种写作方式并不适用于辛德勒的故事,因为每位幸存者提及这段历史,每个细节历历在目,讲述倾泻而出。

也许是着迷于做一个探寻历史真实的“侦探”,年逾八旬的基尼利依然笔耕不辍,每日从清晨便开始一天的写作。虽然历史与文学是属于他的“王国”,但基尼利对当下中澳两国愈加频繁的经贸与人文往来也非常关注,同时他也坦言,对彼此来说,对方的文学生态依旧是相对陌生的领域。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,基尼利说,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在澳出版的作品很少,在印象中,他只读过余华的小说。他也曾试图通过文学感知中国,但令人遗憾的是,要经由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创作的《女武士》《中国佬》等英文小说才能实现。

四、文学给予心灵以应许之地
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,澳大利亚文学虽然是英语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但轮廓依然模糊不清。我问基尼利,在他眼中,澳大利亚文学最具魅力、最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的特质有哪些?

基尼利说,澳大利亚是城市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,有许多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,这在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中也很常见。但与此同时,当今的澳大利亚文学中,由年轻土著作家撰写的土著文学数量正在增加,这些作品展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,其中呈现的地貌风景要比欧洲或美国小说中的更为壮观。在这片古老大陆上的树木山川、丰饶的海岸线,都来自远古世界,这样的文学创作资源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。

此外,种族问题也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一大主题。在历史上,澳大利亚曾执行过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政策,对于今天这些在“白人化”的澳大利亚成长起来的作家,也包括他自己,如何面对、如何书写种族问题,同样值得思考。

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,中国文学、澳大利亚文学,都各有其重要位置,各有其鲜明特征。某种程度上,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跨越国界、超越种族的世界语言。《辛德勒名单》记录的历史故事,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反思,同样也给东方读者带来启迪,因为人性的光亮与崇高是共同的追求。

这也是为什么,经由文学,辛德勒这个人,及其背后承载的那段历史,以及历史所反映出的人性之复杂与崇高如此动人,如此经久不衰,历久弥新。通过文学创作与阅读,认识一个国家,感知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历史,大概是最直抵人心的途径。这是中国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本已相通的桥梁,也是文学给予每个心灵的应许之地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传CHUAN工作室王佳可)

编辑:林晓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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