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游记》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?

来源:文汇报 作者:竺洪波 发表时间:2017-05-03 10:39

《西游记》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?

19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是几代人的美好回忆。资料图片

按一般文学史常识,以书名“西游记”所标,表现“西天取经”母题的《西游记》理应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。从“取经求法”的佛教题材上看,《西游记》则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。然而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,《西游记》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、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。这一“反差”中隐含着《西游记》演化的机制与线索。

作为“伟大的中国故事”,唐代玄奘大师“西行取法”的事迹声震寰宇,从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到两《唐书》、《高僧传》等历代史书均有记载,其远行五万里,穿越百余国,苦度十七年,所历艰险“百千难以备叙”。在民间,“西游”故事世代流传,滚动累积,直至沉淀为明代“四大奇书”之一的小说巨著《西游记》。

按一般文学史常识,以书名“西游记”所标,表现“西天取经”母题的《西游记》理应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,正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和《鲁滨逊漂流历险记》。当然,从“取经求法”的佛教题材上看,《西游记》则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。然而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,《西游记》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、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。这一“反差”中隐含着《西游记》演化的机制与线索,借用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的话语,属于“《西游记》的秘密”。

取经史实的神奇性神话元素

最早记载取经史实的是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(辩机执笔)。大唐初年,国门未开,虽然历史上不乏张骞、班超、朱士行、法显等先贤的“通西域”之旅,但国人对西域的认知尚停留在想象层面。西域,狭义所指为我国西部领土,广义上则泛指包括今亚洲中、西部,印度半岛,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。玄奘《西域记》所指大约介于两者之间。查其西行线路图如下:

贞观三年(629)从长安(今陕西西安)出发。经秦州(今甘肃天水)、兰州、凉州(今甘肃武威)、瓜州(今甘肃安西),偷渡玉门关。取新疆北道伊吾(今新疆哈密)、高昌(今新疆吐鲁番)。越葱岭(帕米尔高原)、出热海(凌山大清池,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)来到素叶水城(即碎叶城,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),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。

贞观十九年(645),玄奘携带657部佛经,取道巴基斯坦北上,经阿富汗、尼泊尔,翻越帕米尔高原,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,驻于阗(今新疆和田一带),历两年回到首都长安。

行程5万里,历时17年。

因为地理、气候、语言、宗教和历史的特殊性,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记西域见闻颇具神奇性,有的径直就是微型神话。如屈支国“大龙池”故事:

国东境城北天寺前有大龙池。诸龙易形,交合牝马,遂生龙驹,性戾难驭。龙驹之子,方乃驯驾。所以此国多出善马。闻诸先志曰:近代有王,号曰金花,政教明察,感龙驭乘,王欲终没,鞭触其耳,因即潜隐,以至于今。城中无井,取汲池水,龙变为人,与诸妇会,生子骁勇,走及奔马。如是渐染,人皆龙种,恃力作威,不恭王命,王乃引搆突厥,杀此城人,少长俱戮,略无噍类。城今荒芜,人烟断绝。(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)

这则人龙交合故事,一方面带有神秘色彩,另一方面也有道德说教的因素:因为违背自然本性,造成毁城灭族的恶果,字里行间体现着古代中华文明的道德准则,符合“再生态神话”的界定。

另一部重要史著是慧立、彦悰所著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。玄奘取经归来,唐太宗特制《圣教序》予以表彰,慧立、彦悰为了美化师尊的人格、功绩,又在传记里加入了许多神话因素。如关于西行缘起:

法师出生也,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。母曰:“汝是我子,今欲何去?”答曰:“为求法故去。”此则游方之先兆也。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一)

仿佛玄奘取经是“承天命”,有神力相助。

又如受《心经》及《心经》的神奇作用:

从此已去,即莫贺延碛,长八百余里,古曰沙河,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复无水草。是时顾影唯一,心但念观音菩萨及《般若心经》。初,法师在蜀,见一病人,身疮臭秽,衣服破污,愍将向寺,施予衣服饮食之直。病者惭愧,乃授法师此《经》,因

常颂习。至沙河间,逢诸恶鬼,奇状异类,绕人前后,惟念观音不得全去,即颂此《经》,发声皆散,在危获济,实所凭焉。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一)

这则故事被写进《西游记》,授《心经》主体改为乌巢禅师,但《心经》威力依旧,并且贯穿全书,成为《西游记》的精神之魂。

《法师传》记载玄奘取经史实最为详尽,梁启超曾在《支那内学院校本玄奘传书后》称赞其“古今所有名人传谱中,价值应推第一”,胡适则明确称其为“《中国》传记中第一部大书”(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),它的神话性描写,极大地强化了玄奘取经的“神话化”方向。

其他各类野史、笔记也多有神话故事。如刘肃《大唐新语》“摩顶松”神话被完整移植至《西游记》:

玄奘法师往西域取经,手摩灵岩寺松枝曰:“吾西去求佛,如可西长。吾归,即向东。”既去,其枝年年西指。一夕忽东方,弟子曰:“教主归矣。”果还。至今谓之摩顶松。

这些神奇性故事或直接进入《西游记》,或对《西游记》产生影响,从而催生《西游记》向神话小说发展。对此现象,胡适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称为“西游”故事的“神话化”;由于这种“神话化”开始在玄奘大师身前和去世不久,并且所产神话十分丰富,蔓延广泛,这种现象是极其少见的,故胡适又惊叹:“神话化之速。”

《取经诗话》:为《西游记》神话小说奠基

《西游记》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?

图源自网络

据目前资料,可知今存最早的“西游”文学作品是无名氏的俗讲话本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。正是它既有的神话品质为《西游记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和方向。

关于《诗话》的产生年代,学界向有不同意见。王国维以《诗话》卷末(款一行)“中瓦子张家印”判为“宋椠”——其创作和成书在两宋间(《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》);鲁迅则以为系“元人撰”,属“元椠”(《关于〈唐三藏取经诗话〉的版本》);王力先生《汉语史稿》根据语言规律前推为北宋,近来更有学者大幅提前断为“晚唐五代时寺院俗讲的底本”(刘坚《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〉写作时代蠡测》,《中国语文》1982年第5期)。上述意见,无论哪一种都要早于现存明代杨景贤《西游记》杂剧和《永乐大典》本《西游记》平话,其作为最早的“西游”文学作品,殆无可疑。胡适视其为《西游记》的“祖宗”,鲁迅称其为《西游记》的“先声”,一致肯定《诗话》对《西游记》的影响,诚为信论。仅就神话渊源而论,《诗话》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:

其一,首次加入神话人物。

最重要的是首次加入猴行者,替代玄奘成为作品主人公,直接奠定了后世《西游记》神魔小说的性质。

这位猴行者是何许人物?胡适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指出其特征有四:1、他(猴行者)知道玄奘曾“生前两回取经,中路遭难”;2、猴行者现白衣秀才相;3、花果山是后来小说中有的,紫云洞后来改为水帘洞了;4、“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”一句应理解为“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”。作为神话人物,他人、神、猴三位一体,身世奇特,神通广大,其来源当在民间西王母神话。他一出场,玄奘便退居次席,由他担当主角,诚如《诗话》第二节玄奘答谢诗所说:“此日前生有宿缘,今朝果遇大明贤。前途若到妖魔处,望显神通镇佛前。”显然,猴行者正是《西游记》孙悟空的原型。

另一神话人物是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。他曾邀请三藏法师在天界水晶宫讲《法华经》,作为奖赏,赐隐形帽、金镮锡杖、钵盂三件法宝,并叮嘱“有难之处,遥指天宫大叫‘天王’一声,当有救用”。取经途中,玄奘法师果然屡试不爽,仗其神力,成全宏愿。

由于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并成为主人公,直接影响到《西游记》内容和结构的变化。玄奘是得道高僧,然终为凡人,以人的思维方式感受世界,所以取经途中所见所闻不过是西方异域之道里风俗,所历险难也不外穷山恶水、荒地野林、狂风沙漠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毒虫猛兽(偶尔还有盗贼歹徒)的危害,以及缺粮断水、餐风宿露之艰难。而猴行者的出现,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,他亦人亦猴,亦仙亦妖,他年龄有二万七千八百岁,“九度见黄河清”,早年(八百岁时)因偷吃王母蟠桃“被王母捉下,左肋判八百,右肋判三千铁棒,配在花果山紫云洞”。这样的人物必然有其自身超越常人的生活逻辑:他能腾云驾雾,变化作法,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,必须引入妖魔鬼怪;为了保证取经成功,他到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求得护法之宝隐形帽、金镮杖、钵盂各一件,这就使作品引入了神;要之,由于取“法”乎上的原则,一般的所谓得道高僧也只是精通佛理而已,既不能长生,又无诸般神功可言,在猴行者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,何足道哉!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一位端坐云中、若即若离、至高无上的佛主,而决非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担任。这样,神、佛、魔三者齐集,作品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而完全纳入了神话小说的轨道,并直接开启了后世伟大的神话小说巨著《西游记》。

其二,开启降妖模式。

玄奘取经,历难无数,史载称“百千无以备述”,《西游记》作九九八十一难,历难的主体和主要模式是降妖伏怪。而这无疑是以《诗话》为首见。因为今存《诗话》有缺佚,具体历难数无法统计,比如叙深沙神(《西游记》沙和尚原型)之第八节缺前半节。后面深沙神出现时已皈依佛教,并化为金桥,助唐僧一行渡过深沙河,这就很难确定该事算不算一难,深沙神算不算妖魔。现在可以确定的历难故事为树人国遇妖术、火类坳遇白虎精、九龙池遇九头鼍龙。

这三难数量虽少,但意义远大。首先,它将历史上玄奘所历“此等危难,百千无以备述”的情形拟人化了,演化为生动、形象的神魔故事,将历难对象由恶劣的自然条件转变为妖魔鬼怪。其次,这三个除妖故事也为后世《西游记》中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,其中树人国一难小行者被施加妖术化为驴子推磨,猴行者又将妖人之妻幻化为一束青草,“放在驴子口伴”,直接启发了《西游记》中的各类相生相克的争斗变化。火类坳一难写猴行者钻入白虎精肚中,致其裂肚而亡,则与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的拿手好戏钻肚术如出一辙。过九龙池遇九头鼍龙时抽龙筋、拔龙须诸般故事,与《西游记》中的龙宫龙王情节显然有着内在联系。应该说,九九八十一难正是从这三难中化生出来,是受其启发,进行不断丰富、扩展的结果,胡适认为它是《西游记》唐僧历难的主要来源和缩影,确乎是言之成理的。

宗教神祇的加入

玄奘取经是佛教事件,而佛教的诞生标志——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悟道成佛——即有神话特征,其余割肉饲鸽、鹿苑初转、祇园讲说一类故事则是纯粹的神话。如“割肉饲鸽”故事如下:

一只小鸽被饿鹰追逐,逃匿到尸毗王(即佛身)怀中求救,尸毗王对鹰说,你不要吃这小鸽。鹰说,我不吃鲜肉就要饿死,你为何不怜惜我呢?尸毗王于是用一杆秤一端称鸽,一端放同等重量的从自己腿上割下来的鲜肉,用自己的血肉来换下鸽子的生命。但是很奇怪,把整个股肉、臂肉都割尽了,也仍没小鸽重。尸毗王竭尽全部气力把整个自己投在秤盘上,即以自己的生命和一切老作抵偿。结果大地震动,鹰、鸽不见,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。(引自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,三联书店2009年版,第111页)

其中有故事,有寓意,与神话一般无异。而且佛教不仅有佛祖神话,还有佛母、菩萨、罗汉、护法神等大量神话故事,正是它们构成了《西游记》完整的佛教神祇系统。

道教也是如此。从道家始祖老子开始,就与神话相缠夹。《史记》记载老子西出函关,“乃著书上下篇,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,莫知其所终”,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。“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”,作《老子化胡经》,或称“老子一气化三清”,形成三清崇拜,老子神话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。由此演化为诸天、三岛、十洲、五岳、三十六洞天、七十二福地组成的恢弘神奇的神话(神仙)世界。

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西王母神话。

《西游记》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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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王母的形象出现很早,但初具神话形态的是竹简《穆天子传》:

癸亥,至于西王母之邦。吉日甲子,天子宾于西王母,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,好献锦组百纯,□组三百纯,西王母再拜受之。□乙丑,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。西王母为天子谣,曰:“白云在天,山陵自出,道里悠远,山川间之,将子无死,尚能复来。”“天子答之曰:予归东土,和治诸夏。万民平均,吾愿见汝,比及三年,将复而野。”天子遂驱升于弇山,乃纪亓迹于弇山之石,而树之槐,眉曰西王母之山。(转引自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之第二篇《神话与传说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)

在这则神话里,出现了人神对话,或谓唱和,开启了神人相遇和交往的神话母题(模式)。

值得注意是,神话老子和西王母都在《西游记》得到了发挥。老子化身为太上老君,玉帝最高贵的嘉宾,西王母转升天庭“第一夫人”,瑶池为天宫一景,槐树改为更有道教仙气的桃树,从而造就“蟠桃胜会”的传奇。

还有,因为佛道两教相互交织和转化的原因,一些宗教故事成为佛道两教的共同神话。比如地狱原是佛教的阎罗世界,后来为道教借用,与天庭、龙宫、神窟一起构成道教四维神话世界。

宗教,是现实的反映(抗争和逃避),神话,则是远古先民对自然力的是想象和拟人化,两者在对世界的认知上具有共通性,所以宗教人物被神化,成为后来再生型神话——例如《西游记》——的内容来源。

中国小说的发展线索

《西游记》最后以神话小说定型,还与中国小说的发展规律有关。小说的最初源头在神话,明清神魔小说(神话小说)的直接源头在六朝、唐宋志怪小说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开辟即置“神话与传说”专章(按全书序号为第二篇,但第一篇“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”属绪论性质,“神话与传说”实为小说史第一篇。引者注),明确指出神话“实为文章之渊源”,而且还是世界文学的普遍规律:街谈巷语(小说)自生于民间,故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,探其根本,则亦犹他民族然,在于神话与传说。

至于志怪小说,如宋定伯捉鬼、刘阮遇仙等故事其实就是神话,鲁迅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列为明代小说两大主潮,将《西游记》与《金瓶梅》分列为各自的主要代表作,正是看到了它们与六朝以来志怪、志人小说的继承关系。就是说,从远古神话传说、六朝以来神仙志怪小说,发展为大部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,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恩格斯说过:任何一个历史事变都是“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,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”的影响而产生的,即是说,任何偶然的因素都将最终影响到必然的结果。(恩格斯:《致约瑟夫·布洛赫》)玄奘取经史实的神奇性特征、《取经诗话》的神话指向、宗教神祇的加入,以及中国小说的发展趋势,对于《西游记》作为神话小说的定型,都是偶然因素,但它们的综合功能构成了中华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宏观背景,最后影响了《西游记》千年演化的必然结果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,我们说:《西游记》以神话小说定型,具有历史的必然性,它“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”,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。(杨义:《〈西游记〉: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》,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5年第1期)结合中华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宏观背景,考察《西游记》几近千年的漫长演化史实际,可知《西游记》以神话小说为最后的文体定型、昂首走向“神坛”并非偶然,具有多元化、综合性原因,它是中华大文化的产儿。

(文/竺洪波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)

编辑:小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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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游记》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?

文汇报  作者:竺洪波  2017-05-03

《西游记》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?

19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是几代人的美好回忆。资料图片

按一般文学史常识,以书名“西游记”所标,表现“西天取经”母题的《西游记》理应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。从“取经求法”的佛教题材上看,《西游记》则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。然而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,《西游记》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、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。这一“反差”中隐含着《西游记》演化的机制与线索。

作为“伟大的中国故事”,唐代玄奘大师“西行取法”的事迹声震寰宇,从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到两《唐书》、《高僧传》等历代史书均有记载,其远行五万里,穿越百余国,苦度十七年,所历艰险“百千难以备叙”。在民间,“西游”故事世代流传,滚动累积,直至沉淀为明代“四大奇书”之一的小说巨著《西游记》。

按一般文学史常识,以书名“西游记”所标,表现“西天取经”母题的《西游记》理应是一部名人旅行记或英雄历险记,正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和《鲁滨逊漂流历险记》。当然,从“取经求法”的佛教题材上看,《西游记》则更有理由是一部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。然而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,《西游记》却偏偏是一部恣肆汪洋、瑰玮壮丽的神话小说。这一“反差”中隐含着《西游记》演化的机制与线索,借用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的话语,属于“《西游记》的秘密”。

取经史实的神奇性神话元素

最早记载取经史实的是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(辩机执笔)。大唐初年,国门未开,虽然历史上不乏张骞、班超、朱士行、法显等先贤的“通西域”之旅,但国人对西域的认知尚停留在想象层面。西域,狭义所指为我国西部领土,广义上则泛指包括今亚洲中、西部,印度半岛,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。玄奘《西域记》所指大约介于两者之间。查其西行线路图如下:

贞观三年(629)从长安(今陕西西安)出发。经秦州(今甘肃天水)、兰州、凉州(今甘肃武威)、瓜州(今甘肃安西),偷渡玉门关。取新疆北道伊吾(今新疆哈密)、高昌(今新疆吐鲁番)。越葱岭(帕米尔高原)、出热海(凌山大清池,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)来到素叶水城(即碎叶城,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),经二十四国到达北印度。

贞观十九年(645),玄奘携带657部佛经,取道巴基斯坦北上,经阿富汗、尼泊尔,翻越帕米尔高原,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,驻于阗(今新疆和田一带),历两年回到首都长安。

行程5万里,历时17年。

因为地理、气候、语言、宗教和历史的特殊性,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记西域见闻颇具神奇性,有的径直就是微型神话。如屈支国“大龙池”故事:

国东境城北天寺前有大龙池。诸龙易形,交合牝马,遂生龙驹,性戾难驭。龙驹之子,方乃驯驾。所以此国多出善马。闻诸先志曰:近代有王,号曰金花,政教明察,感龙驭乘,王欲终没,鞭触其耳,因即潜隐,以至于今。城中无井,取汲池水,龙变为人,与诸妇会,生子骁勇,走及奔马。如是渐染,人皆龙种,恃力作威,不恭王命,王乃引搆突厥,杀此城人,少长俱戮,略无噍类。城今荒芜,人烟断绝。(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一)

这则人龙交合故事,一方面带有神秘色彩,另一方面也有道德说教的因素:因为违背自然本性,造成毁城灭族的恶果,字里行间体现着古代中华文明的道德准则,符合“再生态神话”的界定。

另一部重要史著是慧立、彦悰所著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。玄奘取经归来,唐太宗特制《圣教序》予以表彰,慧立、彦悰为了美化师尊的人格、功绩,又在传记里加入了许多神话因素。如关于西行缘起:

法师出生也,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。母曰:“汝是我子,今欲何去?”答曰:“为求法故去。”此则游方之先兆也。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一)

仿佛玄奘取经是“承天命”,有神力相助。

又如受《心经》及《心经》的神奇作用:

从此已去,即莫贺延碛,长八百余里,古曰沙河,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复无水草。是时顾影唯一,心但念观音菩萨及《般若心经》。初,法师在蜀,见一病人,身疮臭秽,衣服破污,愍将向寺,施予衣服饮食之直。病者惭愧,乃授法师此《经》,因

常颂习。至沙河间,逢诸恶鬼,奇状异类,绕人前后,惟念观音不得全去,即颂此《经》,发声皆散,在危获济,实所凭焉。(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一)

这则故事被写进《西游记》,授《心经》主体改为乌巢禅师,但《心经》威力依旧,并且贯穿全书,成为《西游记》的精神之魂。

《法师传》记载玄奘取经史实最为详尽,梁启超曾在《支那内学院校本玄奘传书后》称赞其“古今所有名人传谱中,价值应推第一”,胡适则明确称其为“《中国》传记中第一部大书”(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),它的神话性描写,极大地强化了玄奘取经的“神话化”方向。

其他各类野史、笔记也多有神话故事。如刘肃《大唐新语》“摩顶松”神话被完整移植至《西游记》:

玄奘法师往西域取经,手摩灵岩寺松枝曰:“吾西去求佛,如可西长。吾归,即向东。”既去,其枝年年西指。一夕忽东方,弟子曰:“教主归矣。”果还。至今谓之摩顶松。

这些神奇性故事或直接进入《西游记》,或对《西游记》产生影响,从而催生《西游记》向神话小说发展。对此现象,胡适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称为“西游”故事的“神话化”;由于这种“神话化”开始在玄奘大师身前和去世不久,并且所产神话十分丰富,蔓延广泛,这种现象是极其少见的,故胡适又惊叹:“神话化之速。”

《取经诗话》:为《西游记》神话小说奠基

《西游记》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?

图源自网络

据目前资料,可知今存最早的“西游”文学作品是无名氏的俗讲话本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。正是它既有的神话品质为《西游记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和方向。

关于《诗话》的产生年代,学界向有不同意见。王国维以《诗话》卷末(款一行)“中瓦子张家印”判为“宋椠”——其创作和成书在两宋间(《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》);鲁迅则以为系“元人撰”,属“元椠”(《关于〈唐三藏取经诗话〉的版本》);王力先生《汉语史稿》根据语言规律前推为北宋,近来更有学者大幅提前断为“晚唐五代时寺院俗讲的底本”(刘坚《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〉写作时代蠡测》,《中国语文》1982年第5期)。上述意见,无论哪一种都要早于现存明代杨景贤《西游记》杂剧和《永乐大典》本《西游记》平话,其作为最早的“西游”文学作品,殆无可疑。胡适视其为《西游记》的“祖宗”,鲁迅称其为《西游记》的“先声”,一致肯定《诗话》对《西游记》的影响,诚为信论。仅就神话渊源而论,《诗话》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:

其一,首次加入神话人物。

最重要的是首次加入猴行者,替代玄奘成为作品主人公,直接奠定了后世《西游记》神魔小说的性质。

这位猴行者是何许人物?胡适《〈西游记〉考证》指出其特征有四:1、他(猴行者)知道玄奘曾“生前两回取经,中路遭难”;2、猴行者现白衣秀才相;3、花果山是后来小说中有的,紫云洞后来改为水帘洞了;4、“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”一句应理解为“八万四千个猕猴之王”。作为神话人物,他人、神、猴三位一体,身世奇特,神通广大,其来源当在民间西王母神话。他一出场,玄奘便退居次席,由他担当主角,诚如《诗话》第二节玄奘答谢诗所说:“此日前生有宿缘,今朝果遇大明贤。前途若到妖魔处,望显神通镇佛前。”显然,猴行者正是《西游记》孙悟空的原型。

另一神话人物是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。他曾邀请三藏法师在天界水晶宫讲《法华经》,作为奖赏,赐隐形帽、金镮锡杖、钵盂三件法宝,并叮嘱“有难之处,遥指天宫大叫‘天王’一声,当有救用”。取经途中,玄奘法师果然屡试不爽,仗其神力,成全宏愿。

由于猴行者等神话形象的加入并成为主人公,直接影响到《西游记》内容和结构的变化。玄奘是得道高僧,然终为凡人,以人的思维方式感受世界,所以取经途中所见所闻不过是西方异域之道里风俗,所历险难也不外穷山恶水、荒地野林、狂风沙漠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毒虫猛兽(偶尔还有盗贼歹徒)的危害,以及缺粮断水、餐风宿露之艰难。而猴行者的出现,一举突破了真人真事的现实局限,他亦人亦猴,亦仙亦妖,他年龄有二万七千八百岁,“九度见黄河清”,早年(八百岁时)因偷吃王母蟠桃“被王母捉下,左肋判八百,右肋判三千铁棒,配在花果山紫云洞”。这样的人物必然有其自身超越常人的生活逻辑:他能腾云驾雾,变化作法,故而恶劣的自然灾难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,必须引入妖魔鬼怪;为了保证取经成功,他到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求得护法之宝隐形帽、金镮杖、钵盂各一件,这就使作品引入了神;要之,由于取“法”乎上的原则,一般的所谓得道高僧也只是精通佛理而已,既不能长生,又无诸般神功可言,在猴行者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,何足道哉!所以取经的对象必须是一位端坐云中、若即若离、至高无上的佛主,而决非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大师可以担任。这样,神、佛、魔三者齐集,作品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而完全纳入了神话小说的轨道,并直接开启了后世伟大的神话小说巨著《西游记》。

其二,开启降妖模式。

玄奘取经,历难无数,史载称“百千无以备述”,《西游记》作九九八十一难,历难的主体和主要模式是降妖伏怪。而这无疑是以《诗话》为首见。因为今存《诗话》有缺佚,具体历难数无法统计,比如叙深沙神(《西游记》沙和尚原型)之第八节缺前半节。后面深沙神出现时已皈依佛教,并化为金桥,助唐僧一行渡过深沙河,这就很难确定该事算不算一难,深沙神算不算妖魔。现在可以确定的历难故事为树人国遇妖术、火类坳遇白虎精、九龙池遇九头鼍龙。

这三难数量虽少,但意义远大。首先,它将历史上玄奘所历“此等危难,百千无以备述”的情形拟人化了,演化为生动、形象的神魔故事,将历难对象由恶劣的自然条件转变为妖魔鬼怪。其次,这三个除妖故事也为后世《西游记》中九九八十一难提供了基本类型,其中树人国一难小行者被施加妖术化为驴子推磨,猴行者又将妖人之妻幻化为一束青草,“放在驴子口伴”,直接启发了《西游记》中的各类相生相克的争斗变化。火类坳一难写猴行者钻入白虎精肚中,致其裂肚而亡,则与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的拿手好戏钻肚术如出一辙。过九龙池遇九头鼍龙时抽龙筋、拔龙须诸般故事,与《西游记》中的龙宫龙王情节显然有着内在联系。应该说,九九八十一难正是从这三难中化生出来,是受其启发,进行不断丰富、扩展的结果,胡适认为它是《西游记》唐僧历难的主要来源和缩影,确乎是言之成理的。

宗教神祇的加入

玄奘取经是佛教事件,而佛教的诞生标志——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悟道成佛——即有神话特征,其余割肉饲鸽、鹿苑初转、祇园讲说一类故事则是纯粹的神话。如“割肉饲鸽”故事如下:

一只小鸽被饿鹰追逐,逃匿到尸毗王(即佛身)怀中求救,尸毗王对鹰说,你不要吃这小鸽。鹰说,我不吃鲜肉就要饿死,你为何不怜惜我呢?尸毗王于是用一杆秤一端称鸽,一端放同等重量的从自己腿上割下来的鲜肉,用自己的血肉来换下鸽子的生命。但是很奇怪,把整个股肉、臂肉都割尽了,也仍没小鸽重。尸毗王竭尽全部气力把整个自己投在秤盘上,即以自己的生命和一切老作抵偿。结果大地震动,鹰、鸽不见,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。(引自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,三联书店2009年版,第111页)

其中有故事,有寓意,与神话一般无异。而且佛教不仅有佛祖神话,还有佛母、菩萨、罗汉、护法神等大量神话故事,正是它们构成了《西游记》完整的佛教神祇系统。

道教也是如此。从道家始祖老子开始,就与神话相缠夹。《史记》记载老子西出函关,“乃著书上下篇,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,莫知其所终”,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。“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”,作《老子化胡经》,或称“老子一气化三清”,形成三清崇拜,老子神话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。由此演化为诸天、三岛、十洲、五岳、三十六洞天、七十二福地组成的恢弘神奇的神话(神仙)世界。

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西王母神话。

《西游记》为何以神话小说定型?

图源自网络

西王母的形象出现很早,但初具神话形态的是竹简《穆天子传》:

癸亥,至于西王母之邦。吉日甲子,天子宾于西王母,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,好献锦组百纯,□组三百纯,西王母再拜受之。□乙丑,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。西王母为天子谣,曰:“白云在天,山陵自出,道里悠远,山川间之,将子无死,尚能复来。”“天子答之曰:予归东土,和治诸夏。万民平均,吾愿见汝,比及三年,将复而野。”天子遂驱升于弇山,乃纪亓迹于弇山之石,而树之槐,眉曰西王母之山。(转引自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之第二篇《神话与传说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)

在这则神话里,出现了人神对话,或谓唱和,开启了神人相遇和交往的神话母题(模式)。

值得注意是,神话老子和西王母都在《西游记》得到了发挥。老子化身为太上老君,玉帝最高贵的嘉宾,西王母转升天庭“第一夫人”,瑶池为天宫一景,槐树改为更有道教仙气的桃树,从而造就“蟠桃胜会”的传奇。

还有,因为佛道两教相互交织和转化的原因,一些宗教故事成为佛道两教的共同神话。比如地狱原是佛教的阎罗世界,后来为道教借用,与天庭、龙宫、神窟一起构成道教四维神话世界。

宗教,是现实的反映(抗争和逃避),神话,则是远古先民对自然力的是想象和拟人化,两者在对世界的认知上具有共通性,所以宗教人物被神化,成为后来再生型神话——例如《西游记》——的内容来源。

中国小说的发展线索

《西游记》最后以神话小说定型,还与中国小说的发展规律有关。小说的最初源头在神话,明清神魔小说(神话小说)的直接源头在六朝、唐宋志怪小说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开辟即置“神话与传说”专章(按全书序号为第二篇,但第一篇“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”属绪论性质,“神话与传说”实为小说史第一篇。引者注),明确指出神话“实为文章之渊源”,而且还是世界文学的普遍规律:街谈巷语(小说)自生于民间,故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,探其根本,则亦犹他民族然,在于神话与传说。

至于志怪小说,如宋定伯捉鬼、刘阮遇仙等故事其实就是神话,鲁迅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列为明代小说两大主潮,将《西游记》与《金瓶梅》分列为各自的主要代表作,正是看到了它们与六朝以来志怪、志人小说的继承关系。就是说,从远古神话传说、六朝以来神仙志怪小说,发展为大部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,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恩格斯说过:任何一个历史事变都是“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,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”的影响而产生的,即是说,任何偶然的因素都将最终影响到必然的结果。(恩格斯:《致约瑟夫·布洛赫》)玄奘取经史实的神奇性特征、《取经诗话》的神话指向、宗教神祇的加入,以及中国小说的发展趋势,对于《西游记》作为神话小说的定型,都是偶然因素,但它们的综合功能构成了中华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宏观背景,最后影响了《西游记》千年演化的必然结果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,我们说:《西游记》以神话小说定型,具有历史的必然性,它“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”,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。(杨义:《〈西游记〉: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》,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5年第1期)结合中华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宏观背景,考察《西游记》几近千年的漫长演化史实际,可知《西游记》以神话小说为最后的文体定型、昂首走向“神坛”并非偶然,具有多元化、综合性原因,它是中华大文化的产儿。

(文/竺洪波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)

编辑:小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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